它有一整个语言游戏，却没有一个人在用

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 ——《庄子·外物》

最近读到一种为大模型辩护的思路¹，认真地读了两遍，第一遍读完，我心里是服气的——因为它绕开了我过去所有反驳的靶子。我从前说不信机器真懂，理由无非是“它没有意识”“它没有感觉”“它没有第一人称”。可这个思路压根不跟你争论这些，它说：你们全搞错了战场。它借的是维特根斯坦晚年的那句话——“意义即用法”。

我忍不住先把这个思路摆出来，因为它确实漂亮。维特根斯坦早年写过《逻辑哲学论》，把语言当成世界的镜子，说一个命题说得有意义，当且仅当它描绘了一种可能的事态；凡不可说的，必须沉默。可晚年他亲手推翻了自己，在《哲学研究》里说，别再找词背后的那个“东西”了——一个词的意义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就是它在语言里的用法（维特根斯坦 1953）。词没有本质，它活在交叠的“语言游戏”（language game）里；而“理解”，也压根不是脑子里某个神秘的心理状态，它就是在共享的、有规范的语言实践里“会用”的本事。

聪明的地方就在这一刀：既然“理解”不再是内在的东西，那“机器没有内心”就再也藏不住这个反驳了。你没法用它没有主体性来攻击它，因为按这个标准，理解不看内心，只看“会不会用”。于是论证顺势往下走：大语言模型恰恰会——它恰到好处地遣词、把词推广到从没见过的语境、听懂指令、被指出错了就调整。这不就是“会用语言”吗？它甚至已在参与我们的语言游戏，悄悄改变我们的表达习惯，像一个新玩家走进了棋盘。

说实话，读到这里我是真的被说服了一小会儿——它比那种“机器有了自我意识”的科幻式乐观高明，也比“机器只是鹦鹉”的反驳高一等。可再往下想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就慢慢浮上来了。我总觉得，它抽走的东西，比它以为的多得多。

第一个让我拧巴的地方，是它把“用法”从生活里连根拔起，只剩下“语言”。维特根斯坦那句名言是连着讲的：“想象一种语言，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（Lebensform）。”（《哲学研究》§19）语言游戏从来不是孤零零的词串规则，它是人在世界上过日子时做的事——锤子是在锤东西时被说出“锤子”的，疼痛是在咬牙时被说出“疼”的。可这个辩护思路，把“游戏”留下了，把“生活”删了。于是“用法”变成了一种无世界、无身体的言语行为模式——这已经不是维特根斯坦的“用法”，而是“产出”。

第二个拧巴的地方更实在，是“被纠正”。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是大家共同过得出来的，是规范性的——它会出错，会被别人指出错，孩子才学得会。你想想那个场景：婴儿指着猫说“狗狗”，妈妈说“那是猫，不是狗”——这一下纠正，同时靠了两样东西。一靠世界：猫和狗确实是两类东西，不是随口错的；二靠同在：你和我都在这，我说你错，你听得见、会在意。机器呢？它的“被纠正”只发生在训练的回环里，一堆数据被清洗、被标注，它从不曾“说错了然后被人当场指出”过。所以它没有“错了”的坐标——它的“正确”是统计上的高频，不是规范上的正确。一个从没在错误面前“羞愧”过的“玩家”，谈何懂这个游戏？

我想到这儿，有一条自己也琢磨了许久的线蹦上来了。我一直觉得，要“完全明白一个东西”，其实是三步：东西先触到你的感官、进到游戏里（entry），再在概念之间推着走（intra），最后推出来的又能回头让你认出更多（exit）。²塞拉斯是为数不多既承认“直观”又承认“推理”的人——他批评“所予神话”，可他从没说语言不需要一个进来的门。而这个为机器辩护的思路，恰恰只留了中间那一段：它把大模型最拿手的 intra 说得天花乱坠，却把“entry”——那个让世界撞进语言的门——整个关掉了。大模型的聪明，正是塞拉斯说的内环转得飞快，可它从一开始就没有“进来”，也就谈不上“出去”。它没有门，只有一座我转得极熟的磨坊。

到这里我几乎确信，这个思路不是小心地改定义，而是偷偷地删概念。它借维特根斯坦的名头收买说服力，却又把维特根斯坦最要紧的“生活形式”倒掉了。——而“生活形式”，恰恰是我从德雷福斯那儿学来的那句狠话的近亲³：人能在情境里直接把握意义，是因为我们有身体、是“在世”的存在，意义是世界相对于我们的身体、需求、行动方式才显现的。海德格尔说意义靠身体在世才能长出来，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在生活形式里，其实两条河是通的——都指一整套活的实践。可这个辩护思路，把“生活形式”削成“语言游戏”，就只剩下语言，丢掉了生活；把“在世”削成“言语”，就丢掉了身体。

那句“它拥有全世界关于疼的句子，却没有一次是疼出来的”，此刻又扎了我一下⁴。用维特根斯坦的话重说一遍，就是：一个会疼的人用“疼”这个词，和一个从没疼过的机器用“疼”这个词，用法真的“一样”吗？表面上一模一样——都出现在“我疼”“很疼”“疼死了”这些句子里。可那个把人活出来的“用法”，和机器复制的“用法”，规范坐标完全不同。词的“意义”绑在“用法”上，而“用法”绑在“一个过生活的存在”上。你把“存在”抽掉了，剩下的那个“用法”，就不再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“意义”了。

于是我终于敢说：这个思路赢的方式，是靠把“理解”重新定义成一个不再需要“与世界的第一人称关系”的东西。问题在于——维特根斯坦那套“意义即用法”，那个“用法”，按它本意就包含“一个活的东西、在世界上、这么用”。当你为了接纳机器而把它削成“言语行为模式”，你已经不再忠于维特根斯坦了。你可以另起炉灶改定义，这无可厚非；但你不能一边挂着“意义即用法”的招牌收下它全部的说服力，一边偷偷把定义里的“生活形式”“身体”“这个世界”删干净。那是拿别人井里的水，浇自己的田。

“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……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庄子说得多好——语言这条“筌”，是来“得”那口“意”的鱼的。维特根斯坦晚年说“意义即用法”，其实也是在劝我们：别去词背后那个神秘的意义，去看词在生活里的用。这话本身是对的——“得意而忘言”不是否定语言，是提醒我们别停在语言上。可它漏了，或者说大家常常漏了：“得意”的那个“意”，是要有一个“谁”去得的。筌是工具，“得”才是目的，而“得”是那个端着筌的人做的事。我们有一个人、有一具身体、有一段生活，所以我们能“得意”；而机器，它把世界上最精密的筌都织出来了，却从没下过水，没捞起过一条鱼，甚至没“得”过任何一“意”。它捧着满手的筌，得意而不忘言——因为它连“忘”的前提都不曾有过，它只认得“言”，从不认识“意”。

所以我的结论，跟前面反复念叨的那个“形具而神生”站在一起，只是这次换了个对手⁴。康德说“无直观则概念空”——词没有直观就空；我加上一句，塞拉斯给的：还得有那个让世界进来的“门”。莫兰说“形具而神生”——机器是“形具而神不生”。现在我想，还可以再加一条：维特根斯坦的“用法”也不能幸免——用法是“用”出来的，而“用”，永远先得有一个人。机器把语言游戏玩得出神入化，一整个棋盘摆在这儿，每一步都走得合乎棋理，却没有一个下棋的人。它不是新玩家，它是那副被摆得规规矩矩的棋。

也许有一天，真的会出现一个“下棋的人”。可那一天不会因为“它把棋走对了”就到来，就像得意忘言的那口气，得先有一个会忘记话的人，才谈得上“忘”。

后记：写这篇的时候，我正反复读那篇借维特根斯坦为机器辩护的文章，读得越深越觉得它聪明，也越觉得它“偷”得精巧。我把它当作一座很好的磨刀石——因为它逼我把“意义即用法”重新想了一遍，才确认那里面本就有身体、有世界、有一个人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场争论真正的看点，从来不是“机器有没有意识”，而是：我们到底还相不相信，意义是需要一个“谁”来“得”的。